这位国家领导人，89岁时实现了终身的愿望

2025年9月3日，对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之孙、九三学社中央原委员许进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当天上午，许进受邀登上天安门广场上的观礼台，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他的胸前，佩戴着祖父许德珩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许德珩曾担任第一届至第七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一天也是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纪念日。1945年9月3日，为庆祝抗战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这就是九三学社的名字来源。

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前九三学社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学术性民主政团，如今已发展为以科学技术界为主，拥有近23万名社员、以众多两院院士为领军人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1949年9月24日，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拿笔杆的朋友

今年6月，许进前往重庆嘉西村的“鲜英旧居”，追忆许德珩在特园的往事。特园是民盟发祥地，其主体建筑在20世纪60年代毁于大火，只有书斋小院和偏房存留下来，即“鲜英旧居”。抗战胜利后，许德珩一家曾在特园住过一年。

许德珩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学生界宣言》（又称《五四宣言》）起草者，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等人来往密切，他的夫人劳君展参加过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

1936年，中共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到许德珩家做客，说到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缺乏、生活困难。许德珩和劳君展立即倾尽积蓄凑了500多块大洋，买了十几块怀表、三十多双布鞋和一些火腿，请他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致信称：“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抗战期间，许德珩来到陪都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在重庆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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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许德珩把租住的屋子打上隔板，一分为二，里间作为一家四口的卧室，外间作为会场。那时，梁希、褚辅成、涂长望、黄国璋、潘菽等进步学者经常相聚在许家，讨论民主与抗战的问题，定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自然科学座谈会”部分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使得其规模有所扩大，也决定了其后来发展成为以科学技术界优秀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

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命名，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9月10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许德珩和劳君展。这是他们时隔20多年后的重逢。

毛泽东了解了九三座谈会的情况之后，鼓励许德珩把座谈会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人数太少，毛泽东说：“尽管人数不多，但每位成员的影响都很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作用吗？”

经过筹备，九三座谈会改称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举行了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16位理事和8位监事，许德珩在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至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许德珩积极推动九三学社的组织发展，还介绍了俞平伯、杨钟健、游国恩等知名学者加入该社。九三学社成立初期缺少经费，许德珩经常捐款，社务活动经费多由他承担。

1946年11月，国民党一意孤行，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许德珩被指定为“国大代表”，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出席。1948年3月，国民党政权召开所谓“行宪国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九三学社社员与平津数千名学生和青年一起参加了示威集会。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社员通过各种关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做傅作义的工作。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许德珩等还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主席八项主张的宣言。

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九三学社作为党派单位参加了其工作。许德珩作为第三小组副组长，参与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许德珩等10名九三学社社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初，部分社员提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可以解散了。九三学社的社务工作一度停顿，社员发展工作也停止了。在九三学社内部商讨是否解散时，毛泽东结束访苏回到北京，获悉此事后立即表示，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3月，九三学社恢复了中央理事会。

1950年12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确定了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的政治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理事会，许德珩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这次会上说：“九三学社大半就是这样的朋友——学术界居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结合，不是拿斧头的，拿镰刀的，拿枪杆的，而是拿笔杆的，或者是钢笔杆或粉笔杆的，过去反美反蒋，也是用笔杆作武器。”

1979年，许进与许德珩在家中。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从文教与科学并重，

到“向科学进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九三学社社员以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从职业看，文教工作者占总数的72.3％；从教育背景看，自然科学出身的占50％。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九三学社有43位社员担任了学部委员，占当年社员总数1197人的3.6％。严济慈、吴学周、周培源、陈建功、茅以升等还分别担任了各学部的常务委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九三学社将章程中“吸收社员主要的对象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工作者的中上层分子”修改为“吸收社员的主要对象为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者的中上层分子”，转向更加重视对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和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派出有关领导和机关干部，分赴各省推动组织发展。师昌绪、邹承鲁、黄昆、谢家麟、谢家荣、刘瑞玉、严东生、王德宝、徐采栋、张钰哲、汤定元等一批科学家，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九三学社。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即后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颁发，34项成果获奖。其中，九三学社社员葛庭燧、钟补求、朱子清、陆仁荣、黄文魁、卢衍豪、杨敬之、穆恩之、李薰、周行健、邹元 爔、李林等分别获奖。

“两弹一星”元勋中，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和程开甲都是九三学社社员。他们都生于20世纪初，长于战乱和动荡，先后出国留学，纷纷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隐姓埋名投身“两弹一星”事业。

邓稼先是许德珩之女许鹿希的丈夫，于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他1945年自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研读理论物理，获博士学位后归国。1958年，他受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理论。此后28年，他始终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研制第一线，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工作。

许进记得，许德珩交代过家人，不要打听邓稼先工作的事。邓稼先常在青海、四川等基地工作，回北京时，遇上周末就会和妻儿一起到岳父许德珩家吃午饭。

邓稼先讲究吃，在自己收入范围内总是力所能及吃得最好，也经常请同事们聚餐。偶尔他会带上妻子儿女先到饭馆吃一顿，再到岳父家。那时饭馆很少，他们经常要站在用餐的客人身后等很久才能等到位子。岳母责怪说，家里有现成的饭，你们偏要跑到外面去排队。

在许进记忆里，与姑父的交往中，只有两次听到姑父谈了与他的工作稍有关系的话题。

一次是恢复高考后，邓稼先和许进聊天时说：“我们基地的生活太苦了，同事们更苦，他们的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父辈已经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可不能把孩子们耽误了。”另一次，邓稼先跟许进说：“大家叫我福将。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

遗憾的是，这位曾经指挥过15次核试验无一失误的“福将”，却因在工作中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患了肠癌，62岁就英年早逝了，真正体现了牺牲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

从恢复到发展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一度停滞。1977年冬，九三学社组成了由许德珩、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孙承佩等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九三学社的组织活动开始逐步恢复。

1979年10月，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许德珩继续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

九三学社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建议》《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建议。

1979年，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许德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申请。经邓颖超和乌兰夫介绍、中共中央批准，这年3月，89岁的许德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德珩曾告诉许进，他此时申请入党，目的是带动九三学社社员、政协委员以及广大知识分子从“文革”创伤中走出来，继续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许德珩的带动下，一批九三学社社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括72岁的王淦昌、79岁的严济慈、90岁的薛愚和91岁的茅以升。

九三学社的组织工作有了较大发展，新发展的社员大多数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截至1984年底，“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和“医药卫生”三个界别的社员分别占到社员总数的39.6％、34.9％和17.8％，共同构成了九三学社的主体界别。此后，这三个主体界别的总占比始终保持在75％以上。

改革开放后，九三学社针对教育体制改革、中年知识分子作用、三峡工程、低碳经济、国企退休科技人员待遇、医疗卫生、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作用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其中，“863计划”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86年3月3日，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陈芳允及另两位科学家王大珩、杨嘉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的高技术。邓小平两天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经过广泛全面和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863计划”。这项计划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七个领域作为发展重点。本来王淦昌认为，按国家的经济情况，一年拨款能有两亿就行，没想到中央批给“863计划”的专款有100亿元，而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不过约2000亿元。

1986年1月，因许德珩长期住院治疗，周培源开始主持九三学社的工作。

周培源是许德珩家中的常客。1980年9月，周培源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从北大的燕南园搬到北太平庄4号院，协助许德珩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1月，周培源当选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当选名誉主席。

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许德珩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卧病在床的他已无法握笔写字，只能由他口述要点，许进代笔。文章写道：“我这个年届百岁的老朽，自1986年起，卧病在床已是3年有余。回首我的一生，自认为是爱国有心，但无成就。70年前的往事，一经回忆，不胜惭悚。鉴往知来，希望我这些冗词赘句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唤起更多人的爱国热情。青年们，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吧！”许德珩用颤抖的手努力题写了篇名《纪念五四》，文章于5月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这年10月17日是许德珩的99岁生日。按照传统习俗，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举行活动，为他庆贺百岁大寿，许进为他穿上了红色的寿袍。周培源和九三学社名誉主席严济慈陪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副委员长习仲勋来到病房，祝贺他的寿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代表全国政协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祝许德珩健康长寿。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在北京逝世。

周培源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期间，主持了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江水电资源的论证，以及大西南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研究论证，提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工作成果显著。

1992年，医学家吴阶平继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多次对许进回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向知识界宣讲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许德珩慷慨陈词，发言铿锵有力，令在场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吴阶平十分敬佩，促使他在1952年加入了九三学社。

许进从小与祖父祖母一起生活，在他们身边30多年。他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许德珩说：“当老师好，我就当了一辈子老师。”

2006年，受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的感召，许进加入九三学社，2012年12月起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2013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家中第三代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来九三学社先后拥有18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3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6人为两院院士），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49名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8名，拥有5位“两弹一星”元勋，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5位社员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许进介绍，以北京市为例，目前有12000多名九三学社社员，主体界别社员始终占到社员总数的70％以上，并适当发展其他界别的代表性人士。

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九三学社在知识层面有突出优势，约四分之一的学部委员是九三学社社员。时代在变化，九三学社社员的构成也有变化，但不变的是其“爱国、民主、科学”的根本宗旨，这也始终是知识分子最向往的。

发于2025.9.22总第120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九三学社，生于9月3日

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